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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成:悼念游骧同志

来源:网络整理|发布时间:2023-09-16|浏览次数:
2023 年 8 月 31 日下午,我从中国佛协老干部微信群《讣告》中惊悉:中国佛教协会原副秘书长游骧同志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晚 18 时 59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 岁。对游骧同志的逝世深感突然,在此表示深切哀悼,并对游骧同志的夫人韩老师和子女们表示诚挚慰问。
 
值此悲痛之际,游骧同志的生前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的许多生活和工作片段不断出现在无尽的回忆中,……
 
 
游骧同志原籍湖北,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工作,早年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工作。在此期间,在 20 世纪的 1951 年,在镇反期间发生了广东“云门事件”,112 岁的虚云和尚和众多僧人被关押。消息传到北京,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南局出面解救,在中南局统战部中,由于游骧同志当时只有 20 岁,年轻体健,血气方刚,于是组织上派他携带周总理的电报,从广州乘火车赶到韶关,再从韶关租借自行车翻山越岭,不辞疲劳,火速赶赴乳源县云门山大觉禅寺解救虚云和尚和僧众。从此,游骧同志便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善缘。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中南局统战部为主要班子组建中央统战部。游骧同志随中南局统战部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任副主任,长期从事宗教理论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勤奋学习,用功钻研,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在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游骧同志和中央统战部刘俊望同志与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的宗教观进行讨论,合写了一批阐述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文章,其中有《宗教同有神论观念、迷信的关系——同牙含章同志再商傕》《对宗教的认识问题——同牙含章同志再商榷》《宗教的起源及其消亡——再与牙含章同志商榷》《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等理论文章,分别在《文汇报》《新建设》《红旗》杂志等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曾经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还没有设立,所以当时游骧、刘俊望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国统战系统和学术界最高的理论成果和理论水平。虽然用现在观点看有些思想观点脱离中国实际,仍然带有“左倾”的观点,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宗教的长期性,承认“依靠无神论宣传的手段消灭宗教”的观点是错误的,承认“宗教不但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也有团结群众反抗剥削阶级的功能”等,为宗教说了许多公道话,这是难能可贵的。游骧同志也就成为新中国在宗教理论方面的杰出人才和代表。
 
1975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赴西藏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游骧同志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王维澄同志(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中央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和秘书班子陪同华副总理赴藏,主要肩负为领导人撰写讲话稿的重任。具体分工是王维澄同志撰写党建部分,游骧同志撰写民族宗教部分,最后由中央秘书班子合成。可见当时游骧同志的宗教理论水平和文字表达功底已经在中央高层引起重视,个人才华开始中央高层展现,获得高层的重用和认可。
 
 
改革开放以后,游骧同志调到中国佛协担任副秘书长,在这期间,他深厚的宗教理论功底和高超的宗教政策水平,以及缜思严密和文字功底,在赵朴初会长领导下有了施展的机遇和舞台,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的空间,取得了重大成就。
 
首先他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条件。由于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从事宗教理论政策的研究工作,积累了深厚的宗教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很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其次他能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宗教政策的制订、贯彻和执行的全局;第三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周延细腻的逻辑推理和判断才能,经他写出的驳论文章,立论点高,论理英文充分有力,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文字简洁朴素,令对方没有反驳的空间和狡辩的余地;第四游骧同志具有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文笔生动优美而又柔润,叙述能力和表达能力俱佳。所以凡是游骧同志撰写的文章和经过他修改润色的文章,读起来既能够朗朗上口,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第五游骧同志在与朴老长期交流和共事中,深谙朴老的思想脉络,深切了解朴老当时的所思所想,两人的思想不但能够达到高度默契,而且是相通的。因此,协助朴老撰写的文章、报告或者讲话等,都能够体现朴老的意图,与朴老的所思所想高度契合,所以文章写成后,在朴老审核时,有时只改几个字,甚至有时一个字都不用改。朴老曾经评价说:“游骧同志能够和不讲理的人讲清道理,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游骧同志做到了。因此朴老生前非常器重游骧同志。记得有一次游骧同志曾向朴老提出退休的想法,朴老给游骧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你我共事多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鉴中国于佛教协会国内国外繁重的工作书面,朴老殷切希望游骧同志暂缓退休,继续帮助他处理好国内国外的重大事务。可见朴老对游骧同志的倚重和信赖是非同一般的,至少在朴老心目中游骧同志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下面试举几例。
 
例 1,党中央为了 消除“文革”中左的思想影响,开始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在宗教工作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必须破除宗教“鸦片论”对人们在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为此,游骧同志协助赵朴初会长撰写了《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长篇文章,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1981 年第 1 期上发表。
 
文章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几个理论问题”和“几个政策问题”三部分。在“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中,首先提出:“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整个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工作做得好(党的宗教政策贯彻落实得好),会有助于其他部分的工作;反之,会给其他部分工作带来损失。……宗教工作关系重要,……要从宗教客观存在的几个基本的社会特征来看。”接着引出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再由这五个方面的特征推导出做好宗教工作,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红色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宗教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
 
在“几个理论问题”中,首先批判了以往在宗教工作上的教条主义。文章针对有人把“大力宣传无神论”“批判宗教神学”当做“扫除宗教”的主要手段,他们援引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句话套用在中国宗教上面,提出把“批判宗教说成是实现四化的前提。”面对这种的错误观点,文章明确指出:“在马克思时代的德国,基督教是国教,它渗透到社会政治法律哲学文化道德等等各个方面。基督教成了当时德国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批判那个社会,人们首先批判作为那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那是必要的。因此,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显然,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与十九世纪德国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不仅在国家制度、政治、法律等方面根本不同,就是宗教方面的情况也很不同。宗教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在我国居统治地位。……我们怎么可以凭马克思说的这句话,作为我们今天挞伐群众的宗教信仰的依据呢?”在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中,文章说:“所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并不创始于马克思。在他之前和同时,宗教界有些人和反宗教的批判者借用鸦片或麻醉剂来比喻宗教的不一而足。”因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不应看成‘向宗教进军’的热情口号。”那种“笼统地提出‘自人类社会划分阶级以来,宗教就成了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和维护剥削阶级的精神支柱’,而不对具体的宗教和教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有力驳斥了教条主义在宗教工作中的泛滥。
 
在“几个政策问题”中,对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出现“国家对宗教活动进行管理”的提法;针对《中国青年报》文章中提出的“十八岁以上的公民才有公民权”,因此“也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的观点;针对“开放了一些教堂、寺庙,……宗教活动呈现一种发展的趋向”等模糊思想一一进行阐述的驳斥。例如,在针对《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十八岁以上的公民才有公民权”错误说法,文章指出:“这种说法,是违反我们的历次宪法的。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作了“年满十八岁”的年龄限制。如果把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解释为只适用于‘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那么不满十八岁的公民岂不是连‘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教育的权利’等等都没有了吗?……不满十八岁的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固然没有了,但他们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岂不是也随之没有了吗?可见把宪法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除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外)任意加上‘年满十八岁’的限制,是荒唐的,会闹出许多笑话来的。”真所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例 2,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为了贯彻落实宗教政策,1980 年发出了中发〔1980〕22 号和国发〔1980〕188 号文件,1982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中发〔1982〕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推动和促进了宗教房地产政策的落实,占用部门和单位退还移交了一大批寺观教堂。但是在重点落实佛教房产政策的过程中,游骧同志协助赵朴初会长积极推动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不断收回一大批佛教寺院,特别在协助朴老对开封大相国寺、广州光孝寺,重庆大足圣寿寺、西安青龙寺等“老大难问题”的落实政策中,在与文物部门交涉和较量过程中,游骧同志不畏艰难,据理力争,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在“文革”时期全国所有的佛道教寺院全部被文物、园林和林业部门占据,落实党的政策就必须从这些部门手中收回寺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部门人员拒绝归还移交,并从中制造阻碍,挑起纠纷,落实政策举步维艰,困难重重。1988 年,在赵朴初会长的努力争取下,中央关部门拟召开宗教界与文物、园林、旅游部门的协调会(此会因故未能召开),旨在解决落实佛道教房地产政策不畅的问题。游骧同志为朴老撰写了《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长篇讲话,针对文物、园林、旅游部门自鸣得意,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各种错误论调进行深刻阐述和有力驳斥,成为推动落实宗教政策,收回寺观的一篇檄文。
 
讲话开门见山地提出:“寺观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这就是寺观的基本属性。”“寺观是宗教活动场所,这不仅是它的基本属性,也是它的基本职能。”“寺观归僧道主持管理,亦即寺归僧、观归道,僧道是寺观的主人,这就是寺观的归属。千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有关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文件也是这样规定的。”“现在的情况是,很大一批寺观与宗教活动场所分离,在不少地方很多现存完好的寺观的属性、职能、归属都被人为地搞乱了,改变了,出现了一大批所谓“文物寺观”“旅游寺观”“园林寺观”。这种状况是极不正常的,严重地妨碍了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损害了我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乃至民主与法制的形象。”讲话从寺观的基本职能、属性和归属一针见血地阐明寺院是宗教活动场所,僧道人员才是寺观的主人。从而把文物部门关于他们企图长期无理占据寺观的所有借口和论调彻底推倒了。通篇讲话逻辑严密,滴水不漏,令对方却无法争辩与反驳。虽然现在文物和园林、旅游部门还占据大批佛道教寺观不肯退还,但是,凡是读过赵朴初会长讲话的都会认为,那是无理非法强行占据,无论是从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和党的宗教政策的立场,他们的行为都是不合情理的,都是违背历史传承和党中央、国务院落实宗教房产政策初衷的,因而他们是理亏的。
 
例 3,游骧同志显著的才华展现在于,对令人感到枯燥无味的中国佛协的换届报告,却写得生动活泼,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引人入门。赵朴初会长在1987 年第五届和1993年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有这么两段,虽然内容较长,还是引用过来,以飨读者:第五届佛代会报告中的一段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哲学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道德行为的价值和保证,对概念的分析,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缘起论。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都是由一定的关系和条件决定的,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反映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反映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和普度众生联系起来。反映在方法论上,佛教注重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结合运用。在哲学史上,佛教提供了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中国翻译史之先河,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了启迪和促进作用。般若学说和禅宗思想开拓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诗歌创作的意境。变文和俗讲对后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过很深的影响。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线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碧瓦、宝殿琼楼,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景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是人类艺术的宝藏。佛教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稀世珍品一直保存至今。佛教音乐的内容也很丰富,是我国古代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认为,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天文、医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佛经的流传,促进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至于藏语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更是藏、蒙、傣等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佛教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发掘、整理、研究这些遗产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报告中从哲学思辨,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哲学史,文学创作,建筑艺术,佛教绘画,佛教音乐,天文、医药,雕版印刷术等十二个方面全面阐述、高度概括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语言精湛,短小精悍,语言优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对于许多误解佛教的人可以茅塞顿开,豁然释怀。
 
赵朴初会长在第六届佛代会报告中的一段是:“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我们还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语言非常简洁,阐述深刻而又精彩,排比运用美轮美奂,恰到好处,读后令人神往。
 
例 4,同时,游骧同志在为赵朴初会长撰写的对内对外的讲话中,抓住当时当地的特点,写得也十分精彩,不但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久久难以忘怀。1992 年 1 月 17 日,游骧同志为赵朴初会长《在同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时的谈话》中指出:“河南佛教有光辉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河南洛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也开始于河南洛阳。中国创制戒坛传戒始于河南洛阳。第一个受戒、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僧人(朱士行)在河南。在国内外具有广泛深厚影响的禅宗发祥地、禅宗初祖的祖庭——少林寺在河南。河南还有禅宗的重要寺院风穴寺和相国寺。闻名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翻译家,伟大的旅行家,西行求法、载誉而归,鲁迅称之为民族脊梁的玄奘法师的故里是在河南。河南,特别是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可见,佛教是河南的一大文化财富,是河南的一大优势。……在河南,将形成以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风穴寺为主体的中州佛教文化圈的格局和态势。我认为,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团结全省佛教徒,发挥河南佛教的优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团结奋进、振兴河南而共同奋斗,这应该成为河南省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谈话中抓住历史上河南在佛教文化上的诸多第一,展示了河南在历史上深厚的佛教文化渊源,令关心佛教和关心河南的人们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了。游骧同志在为赵朴初会长撰写的在《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在地缘环境上,我们山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读到此处不由让人为之一振,令许多不了解的人感到,佛教竟然在三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如此重要核心的作用,是他们万万想象不到的。
 
例 5,赵朴初会长《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主题讲话》中说:“什么是佛教工作的主要矛盾呢?我看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要管理好寺院需要大批合格的僧才;各级佛教协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使各项佛教事业在宪法、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和开展,又使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联系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住持和弘扬正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务四化,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开展佛教文化学术教育事业,重振中国佛教在国际佛教中的地位,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佛教界的联谊活动,促进祖国统一,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开展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佛教文化交流,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需要大批合格的佛教人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表明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这样一对佛教人才全面深刻的论述,抓住了当时佛教工作主要矛盾,用排比句强调了各项工作需要大批合格的人才,最后用同义反复的句式突出强调了培养称职合格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极大提高了佛教大德和善知识们对佛教教育的认识,一时间“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的句式成为人们谈论佛教教育脍炙人口的警句,不断佛教界大德们引用和传颂,久久不能忘怀。
 
还有,赵朴初会长在第八届至第九届全国政协每年的大会发言时,都是会议精彩的时刻,许多与会人员和驻会记者们,都把听取赵朴初副主席的会议发言视为一种增长知识的精神享受,许多与会记者互相询问赵朴老会议发言的信息,每次会场都座无虚席。曾经被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办公室誉为“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主要原因是游骧同志为朴老撰写言发内容实事求是,切中时弊,逻辑缜密,语言优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二是赵朴初会长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才思敏捷,思想深邃,他的每次发言让人们受到教益,因此能够获得各方面人士的共鸣与赞赏。这是由赵朴初会长个人的魅力与亲和力和游骧同志的文笔出众有机结合的结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以及对全国政协会议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同时,游骧同志对赵朴初会长的佛教外交思想的完善和深化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赵朴初会长还有很多文章和讲话中有十分精彩的段落,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游骧同志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勤勉好学,过目成诵。平时闲谈,他对青年时代许多经历中的细节记忆犹新,经年不忘。根据我的记忆,他对我印象最深有两件事:一是游骧同志在出席各种会议、座谈、听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者参加朴老召集的办公会会议时,从来不带笔记本,也从来不作会议记录,事后能够把会议内容和每人发言或者讲话内容复述出来,内容基本不差。二是一段时间游骧同志为朴老撰写文章或者讲话时,他口述,让我记录。开始用笔记录,后来有了笔记本电脑我就提着笔记本到他家里或者办公室做记录,他经过深思熟虑每口述一句话让我记好,然后重复几次,再口述下一句,这样一段一段地往下记,每当口述引用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某段语录时,基本能全文说出,过后我查阅原文,内容基本正确,个别时只差几个字。证明他的记忆力是很强的,对此我感到十分佩服。
 
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调到研究室,在游骧副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刚到研究室时,我写的许多文章多数经过游骧同志的审阅和修改,从他的指导和修改的文章中,我学习到许多逻辑思维和文字运用的技巧,对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政策思想和工作方式方法,我有许多在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杂志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宗教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是经过游骧同志的精心指导和认真修改、补充的,有的文章是他提出了恳切的指导意见,对我写作能力的提高。特别他在宗教理论政策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更是对我在宗教理论政策法律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给予极大影响和指导,可说在这个方面游骧同志是我的恩师和益友,对于顺利完成朴老交给我撰写《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宗教政策知行录》(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任务帮助巨大,在以后工作实践中协助地方佛教界落实宗教政策多有裨益。回想至此悲痛不已。
 
 
在 1995 年,我和游骧同志合署一篇文章:《怎样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前后经过是这样的。1995 年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第 9 版刊登了李康宁写的《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由于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对宗教问题有扣紧的苗头和倾向,赵朴初会长看到文章后敏锐感觉到这篇文章以高度宗教问题为幌子,实际上迎合宗教政策收紧的势头,鼓吹全面对宗教进行管控的意见。如此论调不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对当前这种扣紧宗教政策的苗头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指示我和游骧同志以他或者中国佛协的名义写评论文章进行澄清。针对在实际工作中有两种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必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重视宗教问题思想、观念和方法,因此在文章起草时就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怎样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评李康宁《怎样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
 
文章开始写作时,依照惯例依然由游骧同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口述,我用笔记本就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记录,写出一个段落后,游骧同志反复念叨几遍,感到满意后再往下写,大概用了两天多的时间草稿写完了,由我打印出清样,送游骧同志再进行修改补充。就这样一连修改了 4 稿,最后感到满意了才送呈朴老审阅定稿。考虑到赵朴初会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由老人家或者中国佛教协会出面发表评论李康宁的文章,无论从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方面极不对等,这样反而提高了李康宁的知名度和社会身份,也会突显了他文章的影响面。
 
朴老对文章审阅后,首先送请驻会副会长审阅,驻会刀述仁副会长阅后,在送呈朴老的信中写道:“游副秘书长写的文章我看过了,没有什么意见,请净慧法师看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我认为观点正确,有说服力。请会长审定。刀述仁1995 年10 月12 日”朴老阅后在刀副会长信上写的批语中提出四点意见:“①此文可以在《法音》上发表。②同时由我函送王兆国同志并转李瑞环主席;③还是请《人民日报》刊登,如不肯,则要求他们登在《人民日报》办的刊物上。④由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写的,用本会出面不合适,即以作者 游骧、徐玉成(徐也帮了忙)二人名义好不好?”同时朴老用钢笔在文章清样标题下面写下了“游骧 徐玉成”字样。也就是说,是赵朴初会长最后有决定文章以游骧同志和我联名在《法音》上发表并在内部刊物《研究动态》上转载的。朴老在批语中虽然说“徐也帮了忙”,而实际上文章整体都是游骧同志思想,是他口述和修改的,署名权和知识产权应当属于游骧同志我,只是做了文字记录和打印的工作。后来我理解,此文以朴老和中国佛协的名义发表不合适,以游骧同志一个人的名字发表可能又略显单薄,如果加署我的名字可能是让我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以壮声威吧。另外我也理解和感谢朴老和游骧同志对我的悉心栽培和着力提携的良苦用心。
 
由于李康宁的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文章只在中国佛协会刊《法音》杂志发表并在《研究动态》转载,传播范围和影响面极不对等。为了扩大这篇驳论文章的影响,遵照朴老意见,我们采取了如下步骤:
一是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要求他们在同样的版面或者他们的其他刊物上刊登此文;
 
二是以朴老名义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内容是:
 
“兆国同志转李瑞环主席:
 
《人民日报》9 月 14 日刊载李康宁的一篇文章,题为《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我认为文章内容片面,背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精神, 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对我国宗教工作将会产生不良后果, 因嘱佛教协会人员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兹送请查阅,并希赐教。谨致 敬礼 赵朴初 1995 年 10 月 11 日”
 
三是由游骧同志写信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恳请他们在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杂志上发表。内容如下:
 
丁光训主教:
 
您好!遵照赵朴初会长的指示,我和徐玉成同志就《民日报》1995 年9 月14 日刊登的《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的署名文章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怎样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 现将这篇评论文章奉上,请您指正。是否宜于在 《宗教》上发表,请您酌情裁夺为盼。顺致 敬礼 游骧1995 年10 月11 日
 
四是由中国佛教协会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发出通知(中佛(95)会字第 241 号),内容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
 
《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14 日第 9 版刊载了李康宁同志《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 的文章,引起了宗教界和有关宗教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根据赵朴初会长的指示, 本会副秘书长游骧和综合研究室副主任徐玉成写了一篇题为《怎样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的评论文章。 这两篇文章已刊载本会内部刊物《研究动态》1995 年第四期增刊(总第 25 期)上,并将在《法音》 杂志 1995 年第十二期全文发表。请你们组织省级佛协负责人、驻会和所在地的理事及有关人员在事先认真阅读与思考的基础上,对照两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座谈讨论,并将座谈讨论的情况综合整理(附重点发言稿)报送我会。中国佛教协会 1995 年 11 月 25 日。
 
到此,游骧同志和我就评论李康宁的这篇文章的后续工作才告一段落。
 
 
游骧同志离休后我曾经多次去请教、拜访和看望。近年由于疫情影响,加之我远居东郊,常年眼疾不治,进城不畅,长期疏于联系。今年我身体稍稍好些,本想天气凉爽后再去看望。不期游骧同志现在逝世了,终成永诀,实为终生憾事。回想以往在游骧同志领导下的峥嵘岁月,回忆起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仍然悲痛不已。愿以此文回向游骧同志在天之灵。
 
祈愿游骧同志到那永无痛苦的西方极乐世界,获大安乐,得大自在。阿弥陀佛! 
(2023 年 9 月 12 日 于北京寓所,徐玉成)
作者介绍:
徐玉成,男,汉族,1947年1月生。山东省莒南县人,1968年参加铁道兵第十师,历任战士、文书、营部书记、师政治部干事、师司令部政治协理员等职。1984年1月1日铁道兵十一师集体改制为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任局总工会秘书科长。1986年5月调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历任秘书科长、综合研究室研究人员、综合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同时兼职中国佛学院政治课教师十八年。在此期间,在赵朴初会长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有关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主编朴老创刊的内部刊物《会务通讯》、《研究动态》十六年。负责编辑出版《中国佛教》第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历届全国代表会议文献汇编》(金陵刻处印行)、《黄金纽带》(华文出版社)、《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北京大会资料汇集》(内部出版)等书。主要著作有:《法律基础知识教程》(内部发行)、《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宗教政策知行录》(华文出版社),与同人合著《中国旅游十万个为什么·佛教卷》(中国旅游出版社)、与同人合著《问不倒的导游·佛教卷》(中国旅游出版社)。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宗教理论文章,以及研究《日本宗教法人法》的系列论文。是跨宗教学理论、当代宗教现状、历代宗教政策、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等多学科领域的国内少有研究者之一。为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界的宗教政策水平,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2007年1月退休。现被聘任为中国佛学院政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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