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17年4月，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第一次表达了他的宗教观念：“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1917年暑假，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的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老方丈，翻阅了各种佛经，他们从山上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并表示：“文字学、语言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去看寺庙，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有甚么看头，都是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顿悟。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一部。”
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现实社会中的宗教活动？毛泽东说佛论禅，也是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的：“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佛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等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道家思想对毛泽东文化心理的影响，主要是春秋末期的老子及《老子》（又称《道德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老子》一书已非常熟悉，他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辨证法思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事物的矛盾转化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就源自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道家思想流入民间融进巫师方士之术，遂演化成道教。汉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的“五斗米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后道教尊张道陵为天师，又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为主要经典之一。在1958年12月于武昌读《三国志》、《张勇传》等的批语里，毛泽东对道教作了评价。认为道教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同一条路线，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甚至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可是“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
摘自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动态》
